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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网络淘凶的法律考量

发布时间:2020-07-13 20:49:36 阅读: 来源:缎类厂家

微博作为社会化媒体的一种,继博客、社交网站后迅猛发展,给我国的媒介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和变化。从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的灾情呈现到江西宜黄拆迁事件的求救信号,在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中,微博的表现无不是“见微知著”,以“小局面”带动“大格局”,以“微内容”带出“大影响”。在新华社的报道中,微博不仅被认为开启了民意表达的新方式,而且2010年也被称作“中国微博崛起年”,足见微博的影响力。

然而以web2.0媒介技术为支撑的“微博时代”,我国法律所保障的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以保护和彰显的同时,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利也在遭受着侵蚀和损害。私权利遭遇挑战的同时,公权力也在经受着洗礼。2010年底,江苏常州警方首开先河,通过微博向广大网民发布 “通缉令”,悬赏Q币征集破案线索,仅用了9天时间就成功侦破了一起重大刑事案件。在此事件中,公权力、私权利在微博的语境中,具有了新的表述形式,也出现了诸多法律问题。

本文特从法律的视角出发,透过微博“网络淘凶”这一新闻事件,对这类发生在网络新媒体之中涉及到公权力和私权利行为的新闻事件予以分析和探讨,以期对事件中新闻法律关系主客体的行为规范有所裨益。

执法权力面临的技术挑战

著名新闻法专家顾理平教授认为:“政府担负着维护国家有序运行,组织社会生产和保护国家安全等一系列社会职能,政府在履行这些管理国家的职能时,不受新闻活动的干预妨碍。”然而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政府的这项权力却频频遭受挑战。

在法律领域,媒介科技对法律的冲击,经常显现在既有的法律理论与实务无法解决新科技带来的新问题上。例如,厦门虐杀女童案中的“微博直播”缉凶,此事件中凶手落网后就交代自己曾随时关注微博缉凶的进程。从此事件,可以看出媒介与法律冲突这一焦点问题在网络舆论环境之中带来的新隐忧——我们在享受媒介科技结出的新鲜果实的同时,也品尝到了它的苦果。

微博作为社会化媒体的一种,以用户创造内容和人际传播为主要特点,具有高度的开放性、社区性,同时具备一定的社会动员功能。政府部门通过这一媒介所进行的传播活动,必然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媒介特征的“烙印”。“网上淘凶”的公权力行为,会通过微博“粉丝”的转发、关注,逐渐转化成公民个人“悬赏缉凶”的私权利行为。虽然我国目前没有法律禁止个人悬赏缉凶,公民个人悬赏缉凶的行为并不违法,但公民个人行使这种权利时,首先不能影响公安机关的正常侦破工作。再者也不能越权进行“媒介审判”,超越正常的法律程序影响司法公正,否则将会对政府正常的权力行为造成损害。

微博作为一种新闻舆论表达和监督的新渠道,正在显示着它的魅力,一度被称为“万能的微博”。通过它,广大公民实现了许多传统渠道无法办到的事情。但众声喧哗之时,万万不能混淆公私之间的区分,权衡好二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不要做出超越法律界线,影响司法公正的事情来。正如相关学者在谈到新闻关系之中政府的权力时认为:“既然现代国家政府的管理已经迈上了法制化的轨道,新闻活动就不能对其进行非法的干涉,这是政府的权力。一旦政府的这种权力受到新闻活动的非法干涉,政府将无法履行管理国家的职能,国家的生存发展将受到威胁。”

执法部门遭遇的法律困境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只要法院没有对案件进行判决,相关涉案人都只是嫌疑人,而且根据相关规定,除《公安部通缉令》外,省、市、县只可在所辖区域内对在逃涉案人员发布通缉令。要将嫌疑人的信息通过微博这种具有高度公开性的新媒体进行通缉,势必要面临一个困局:执法部门是在用不合法的手段侦破案件,而且这种不合法手段是高度公开的。“网上追逃”一般只限于公安的内部网络,而江苏常州警方的“网络淘凶”,将网络的内涵从原先的内网拓展成了更广阔的民用互联网。常州警方虽然有规定:只有特定的对象才能纳入网络缉凶的范围。但这种“特定的对象”的确定在法律的意义上是值得商榷的。程序正当是法律秩序的内在价值,也是维护正常秩序所必须遵循的最起码原则。在此事件中,行政主体陷入了违反现行行政程序平等、公平等理性规则的困境。

另外,就此事件中所采用的“悬赏手段”而言,采用Q币这种网络形式作为悬赏的手段,可以说是闻所未闻。对于为何采用这种悬赏方式,相关负责人谈到:“最初我们只是用人民币悬赏,但不少网友跟帖说采用Q币缉凶能够扩大‘通缉令’的网络影响力,建议很快就被采纳了。我们希望这件事在网友眼中显得不那么死板,让网友更易于接受。”

单就这种执法形式而言,它采用了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是一种创新,这本无可厚非,但在运用这一形式的过程中,警方在多次发出的微博中,都没有使用“缉凶”之类的正规措辞,而是用了“淘凶”这个新词。相关负责人在事后也谈到了“网络淘凶”的创意正是源于目前风头正劲的淘宝购物。在这里,政府依法行政的严肃性就受到了挑战,从网络淘宝购物借引而来的“淘凶”一词本身就带有了某些迎合网民情绪的娱乐化倾向,这时候依法行政所应该坚守的公平、公正的立场就出现了倾向性问题。当“网上追凶”得以实现的执法手段受到倾向性质疑之时,它所要达到的法律目的的正当性也不免让人“诟病”,让世人不免觉得有哗众取宠之嫌。

政府执法部门出于其公正性、严肃性,它在执法过程之中所使用的程序和手段是应当符合正常法律规范的,否则将直接影响到其公信力。网络淘宝购物之时,不满意可以退款退货,政府执法行为的行使则可以说是“一次性”的,它的使用应该慎重,否则对公民私权利所造成的影响将是不可收回的。

发生新闻侵权的可能性

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人格权是法律赋予自然人和法人所固有的为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尊严所必须具备的人身权利。在“网络淘凶”这起事件之中,“淘凶”信息通过微博这一网络新媒体发布,是一起典型的新闻传播活动,这样信息从采集到传播一定会同特定的人发生密切关系,就有发生人格损害的可能性,可能发生新闻侵权的行为。

微博作为一个公共信息平台,其本身混淆着“真相”与“谣言”、“理性”与“非理性”等多种关系。通过微博这种扩散式传播网络所传布的微博悬赏,不同于正规的文书类通缉令,全国网民可以通过大量的“转帖”予以传播,这样就不排除在“围观”传播的过程之中,“以讹传讹”“偷梁换柱”的信息错误出现,可能会出现传播内容不当,造成对公民个人权利如人身权的侵害。本来是要通缉“常某”结果变成了“王某”“李某”,如果出现这样尴尬的“通缉错误”,公民的个人权利首当其冲地成为侵权的客体。

著名法学专家魏永征教授论述新闻侵权行为时,将新闻侵权的具体要件列为:作品已经发表;作品有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违法性质;有关的内容是指向特定人的;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当发生新闻侵权行为之时,以上四个要件缺一不可。依据此四项要件来进一步考量微博“网络淘凶”事件之中相关的法律主客体行为,新闻侵权发生的条件是可能具备的。

首先,当关于当事人的信息发布到微博之上时,由于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微博的影响力是公认的,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是微博作为“自媒体”的传播特性。它面向全社会公开传播,因此通过这一“自媒体”发布的信息,也就意味着信息作品的公开发表。

其次,在微博的传播模式中,传播信息的二次传播与多次传播行为是其信息传播活动的一种常见现象。一般情况下,正是这种多次传播模式扩大了原始信息的范围与影响。而在多次传播过程之中,传播信息文本在不同的传播语境中极易失真,这就意味着新闻信息的失实。从此意义上来讲,传播事实的失实就具有了侵害他人人身权的违法性质,这将对特定的人及其相关的人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再次,当关于“通缉对象”的信息发布之时,信息中包含着“通缉对象”的详细信息,甚至涉及到对象周边的接触者。这也就意味着对象是可以被人明确指认的,具有特定的指向,可以被指认为叙述某一特定的人。

最后,按照我国法律,民事侵权行为的主观构成要件实行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主观上有过错的承担责任,无过错的不承担责任,其中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衡量行为人是否有过失,以行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是否应当注意、能够注意而不注意为依据。基于此事件来说,通过微博发布信息的政府部门和微博之中进行转发评论的公民个体都有可能出于过失成为侵权行为的主体。例如,相关部门负责人在事后谈到之所以采用“网络淘凶”的形式,一是网络受众面广,二是可以大大节约破案成本。以此判断,相关部门也应该能够预见到通缉信息发布之后的后果。至于参与到“网络淘凶”事件之中的广大网民也将由于过失而成为侵权的相关行为人。

由此观之,通过对此事件之中新闻侵权构成要件的种种推演,可以看到发生新闻侵权的可能性是极大的,执法部门值得以此为例,规范执法行为。

结语

近期,一系列发生在微博这一新型媒介技术平台的公共事件,一时间使得网上和网下舆论汹汹。一些政府部门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微博等新媒体可能带来的巨大效应,例如公安部近期就要求借助微博等新型媒介搭建警民互动平台,充分利用新媒介的优势,完善警务工作。

一方面,政府相关公权力部门对微博等新媒体的借助使用,有利于加强与普通民众的沟通联系,建设服务型政府;而另一方面,介于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的开放、多元的传播特征,在面对公民个体的私权利时,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对公民权益的损害,政府公权力部门在使用的过程中应该慎而用之。

因此,在充分了解新媒体特性的同时也要加强依法行政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府权力和职责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各就其位,各得其所,媒介新技术效用才能扬其所长,避其所短,经受住法律实践和理论的考验。

《传媒》杂志供稿 文/陈建 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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